中国化仟谁最大？
这个问题有点意思，不过可能我答得并不准确。 先放结论，按照人口基数计算，“中国化”程度最高的是曾国藩，最低的是梁启超。 曾、梁二人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，且都与晚清的洋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但二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却大相径庭——曾氏是传统士大夫出身，而梁氏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著名代表；曾氏在乡里积善扬名，而梁氏一生都以创办新式学堂和培养新式人才为毕生志业；曾氏死后被谥号为“文正”，乃是清朝仅次于“忠义”的第二大赞词，而梁氏死后却被骂为“卖国贼”……总之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，梁启超似乎都比曾国藩更“西化”一些。 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，把视角从晚清转移到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，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结果却是：曾氏堪称“中国化”程度最高的近代人物！
为了便于比较，我们可以列出同时代的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和张之洞来与曾、梁二人进行对比。李、张二人早年都曾参加过科举考试，并都有功名在身（李鸿章中进士的时间比曾、梁二人的年龄都大），且都在晚清政府中担任要职，可以说在“中国化”程度上，这四人是最值得比较的同类人了。接下来我们从几个侧面来看一看他们的“中国化”程度：
1.身后评价 论及身后评价，“文革”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段，在这一时段里任何人在政治上都被贬斥到最低点，而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“批斗典型”著称的梁启超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有趣的是，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一段时里，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，梁启超的地位却在社会上悄然上升，他的著作也在各大书店里再度畅销起来。
20世纪80年代，任远编辑出版了《梁启超全集》，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巨大反响，人们又重新认识了这位早已被遗忘的一代宗师。而反观另外三位同类的洋务派代表，他们在近代以来一直都被批判，政治生涯也大多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，因此其评价一直很低。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，他们才逐渐迎来平反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鸿章。在20世纪50年代修宪议会后，李中堂一度作为“落后分子”受到批判，但在80年代依然得以恢复名誉。至于张之洞，虽然早在民国年间就被誉为“民国之父”，但他一直被扣上保守、反动等帽子，一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平反。
综上所言，在身后评价这一项上，曾、梁二人的“中国化”程度显然最高，而李、张二人则远远不如。
2.家族传承 在近代中国社会，家族观念始终是很强的，尤其是封建社会“祖宗功业”的观念在晚清更是深入人心。我们不妨看一看四位人物的家族传承情况如何： 曾氏的家族传承可以说是完美无瑕的典范，他在晚清社会不仅自己位极人臣，而且家族中也有人出将入相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家族中还有一位孙侍郎）。而梁启超的家族则在近代中国一直以知识分子、文人雅士著称，就连梁启超本人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标准的“学者”型政治家。虽然梁氏家族没有像曾家一样出现权倾朝野的人物，但影响力却未必就弱于曾家。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影响深远，即便是清廷下诏罪己、实行新政也算不上完全失败。而李、张两人的家族传承则跟曾、梁相比差远了。
3.子女教育 曾、梁二人的教育观念是非常接近的，两人都主张“儿女当自教”，不但自己苦读圣贤书，而且还要求家人也必须用功读书。为此，二人都先后写了不少家教文章，指导子女、弟妹读书学习。相比之下，李、张二人的家庭教育就要逊色许多。
4.财产遗产 除了教育外，遗产也是评价一个人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。在这方面，曾、梁二人又是远远超过李、张两人的。
从人身、家族、社会三个方面来衡量，曾、梁二人的“中国化”色彩是明显最高的，而李、张二人则显得最不中用。 当然，这种比较显然是非常粗浅的，而且难免带有一些主观因素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能够找到一些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总是有益的。至少这样能让我们对这些人物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。